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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佛教的传播和发展

发布时间: 2017-07-20 23:51:05   作者:本站编辑   来源: 本站原创   浏览次数:

佛陀之教,源于印度,根据信史记载,大约在两汉之际,即公元前后,传入我国。佛教传入中国内地,历来有两条通道:北沿陆上丝绸之路,南沿海上丝绸之路。广东省会——广州,自秦汉2000余年以来,一直是岭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亦是我国海外交通和对外贸易的重要口岸,中外僧人由陆、海两路进行求法、弘法往返于中国大陆与海外之间,往往将广州作为起点和终点。广州是佛教传播的根据地,故广州乃至广东实得佛教之先声,丛林、名刹,千百年来之事迹均有史可考。

一、广东佛教的最初传播

  三国时期是佛教在广东的最初传播。东吴元兴元年(264),真喜抵广州译《十二游经》一卷。晋武帝太康二年(281),梵僧迦摩罗从西天竺抵达广州,在城内建三归、王仁两寺,百越伽蓝由此而兴。东晋安帝隆安元年(397年),宾国(今克什米尔)三藏法师昙摩耶舍(法明)至广州白沙寺弘扬佛法,在虞翻的故宅建“王苑朝延寺”,后改名“王园寺”,并在该寺奉敕译经传教,译有《差摩经》一卷。

  南朝时期,由于航海技术发展,经海路抵广州弘法、译经的僧人增多。宋武帝永初元年(420),求那罗跋陀三藏法师,由天竺(印度)东航至广州,驻锡“王园寺”,在寺右创立戒坛,并立碑预谶云:“后当有肉身菩萨在此受戒。”据《出三藏记集》载,求那罗跋陀三藏法师先后共译经13部,73卷,所译经典,主要是介绍瑜伽派的学说,特别是所译的《楞伽经》为后来菩提达摩、慧可等人所重视,从而形成楞伽师学派,并进而发展成为后世的禅宗,故楞伽师推其为中土初宗;所译《胜鬈经师子吼一乘大方便方广经》,主要是弘扬如来藏教义,为后来信奉涅佛性之说的佛教学者所重视,讲解和注疏代不泛人,对于以后各大乘宗派教义的形成,有重大的影响。

  梁武帝天监元年(502),天竺智药三藏法师抵广州弘法,并带来印度的菩提树植于王园寺之戒坛前,预言曰:“吾过后百七十年,当有肉身菩萨于此树下,开演上乘,度无量众。”后北上寻胜至韶州之曹溪,掬水饮之,曰:“此溯上流,别有胜地寻之。”遂开山立石,建宝林寺(今南华寺),又立碑预言:“百七十年后,有肉身菩萨来此说法。”后来六祖慧能弘法于菩提树下及传衣钵于曹溪,皆符其言。智药禅师又往罗浮山创建宝积寺,在韶州创建檀特、灵鹫二寺,来往于韶州、罗浮之间。世传其朝游罗浮,暮归檀特,神化莫测。虽属神过其说,但智药法师在发展广东佛教上,实功劳不小。

  梁武帝普通八年(527),南天竺国香至王第三王子菩提达摩,持释迦衣钵航海抵广州,广州刺史具礼迎接,在王园寺演禅宗妙理,后人于其登陆之地建寺纪念,寺名“华林”,地名“西来初地”(今广州下九路附近)。后北上至北魏,寓于嵩山少林寺。菩提达摩在北魏传授的是以《楞伽经》为依据的大乘禅法,他提出了“理入”和“行入”的入道途径。“理入”即藉教悟宗,深信含生同一真性。令舍伪归真,凝住观壁,无自无他,凡圣等一,坚住不移,不随他教,与道冥符,寂然无为。“行入”则指万行同摄的四行,即报怨行、随缘行、无所求行、称法行。也就是说从理论上,人心如墙壁,中直不移;从认识上,要抛弃现实世界去追求超现实的真如世界,否认个人存在的真实性,否认他人以至整个客观世界存在的真实性,排除一切执见;从行动上,劝人在日常生活中去掉一切爱憎情欲,严格按佛教教义苦下功夫进行修练。把“理入”作为禅法的理论,把“行入”作为禅法的实践,理与行相结合,形成了独特的大乘禅法。

  菩提达摩开创的新禅法,经过其弟子慧可、僧璨、道信、弘忍等几代禅师的阐发,至慧能时,正式形成为中国禅宗。慧能法嗣神会,坚持南宗为正宗,认定自菩提达摩至慧能六代一脉相承,尊菩提达摩为中国禅宗的初祖。

  梁中大同元年(546)八月,西印度僧人拘罗那陀(真谛)被邀来中国。他携带梵经240箧(约二万多卷)来华,住广州,后于太清二年(548)至建康,住宝云殿。天嘉五年(564)意欲回印度,为广州刺史欧阳纥父子挽留,在制止、王园两寺讲学弘法,并应弟子慧恺与僧忍之请,译出《俱舍论》22卷,《摄论》等。拘罗那陀前后在广州23年,死后火葬于城郊。据说他在广州译出的经文80部,324卷,于隋初王仲宣围广州城时焚毁无存,现经刊定,存26部,87卷。

  于同时间来广东弘法的还有舒州(安徽怀宁县)沙门贞俊、灵霭,建宝庄严寺(今六榕寺)及舍利塔的昙裕法师。

  据《简明广东史》统计,魏晋南北朝时期,广州城建有佛寺19所,始兴郡11所,罗浮山4所。可见当时广州、韶关等地已经深受佛教思想的影响。

二、隋唐五代广东佛教的发展

  隋唐五代广东佛教已发展至鼎盛时期。国家的统一和空前富强的社会背景,促进了国内外文化交流,特别是佛教的急剧发展,更名扬佛教世界。

  唐代律宗僧人鉴真(687~763),俗姓淳于,扬州阳江县(今江苏扬州)人,先从师智满,后依道岸、恒景学三藏,对律藏有较深造诣。唐玄宗天宝元年(742),应日本之请,与来华日本僧人荣睿、普照赴日传戒。他先后五次东渡均未成功,其中第五次遭受台风袭击,在海上漂流了14天,于天宝七年(748)十一月,在振州(今崖县)登岸,后返岭南诸州逗留约半年。据《唐大和尚东征传》记载:鉴真在振州大云寺舍衣物,造佛殿;在崖州开元寺构佛殿、讲堂、砖塔……又造释迦丈六佛像;并在振州、崖州、桂州、广州四次登坛授戒,开创了律宗在广东的传播。

  菩提达摩一派禅师,自北向南流动,代表了隋唐之际禅宗发展的主要方向。至唐代时,由于慧能在广东开创了禅宗顿教,使广东佛教发展至鼎盛时期,南华寺也成为当时世界著名的佛教圣地。

  慧能俗姓卢,原籍范阳(今河北定兴县),生于唐贞观十二年(638),卒于唐玄宗先天二年(713),自小居于岭南。青年时偶听人诵《金刚经》,引起了内心的领悟,于是北上黄梅之东山(今湖北黄梅县),拜谒达摩禅师之第五代承传弟子禅宗五祖弘忍大师。慧能初时并未得到弘忍的赏识,被安排到碓房踏碓,一共8个多月。慧能抵黄梅山8个月后的一天,弘忍集合门人,要大家各作一首偈,察看各人见地,以便传授衣钵。大弟子神秀作了一偈:“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扫,莫使惹尘埃。”慧能认为此偈没有见地,因而作了另一首偈,请人写在墙上:“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弘忍觉察到慧能的见地,于夜间唤他进房,付衣传法(传《金刚经》和法衣),使之继承祖位。

  为了避开争夺禅宗传承衣钵的斗争,慧能南归岭南后,隐迹四会猎人队中长达15年。唐高宗凤仪元年(676),他来到广州法性寺(今光孝寺),向印宗法师出示弘忍所传法衣,印宗法师立即为其削发授戒,承认为禅宗正统。自此慧能以六祖之称进行弘法。一年后,慧能抵曲江曹溪宝林寺传教,倡导“明心见性、见性成佛。”意思是心中有佛心佛性,只要“识心见性”即自性自净、自修自作、自性法身、自行佛行,就可得道成佛。慧能作为南宗的创始者,发展了道信、弘忍将劳动引进禅学的作法,进一步把禅法贯彻到世俗社会和世俗人家的全部世俗生活,使南宗大兴。

  唐高宗至武后时,慧能大师弘法于韶州、端州二郡,行化40余年,弟子遍布中国南北,远及日本、朝鲜,有所谓“凡天下言禅者,皆本曹溪”的说法。从武则天至元明清等朝,南宗六祖都很受皇室尊敬。唐则天万岁通天元年(696)赐水晶钵盂、磨衲袈裟敕〔该敕本是梵书,有宝三果彡墨迹,明天顺八年(1464)西域多梵僧来华译出〕。唐中宗神龙元年(705),赐磨衲袈裟一件、水晶钵一个、绢500匹。在同年十二月十九日,下敕改“宝林”为“中兴禅寺”。神龙三年(707)重加崇饰,赐额为“法泉寺”,又赐慧能大师新州旧居为“国恩寺”。唐玄宗先天二年(713)八月三日,大师于国恩寺去世,十一月三日,以全身入曹溪塔。唐肃宗上元元年(760),遣使请慧能大师衣钵入京供奉。唐永泰元年(765)五月五日,代宗皇帝梦六祖大师请归还衣钵,五月七日派遣镇国大将军刘嵩景送归曹溪。唐宪宗皇帝元和七年(812),赐谥“大鉴禅师塔”,名为“元和灵照之塔”。

  关于慧能禅宗的传播有以下三方面:

  1、禅宗在北方的发展。中原京洛一带是弘扬顿教禅的地区。在这一带弘法的主要是慧能的弟子神会(686~760),世称荷泽大师。神会一生弘扬慧能宗风,主张单刀直入,直了见性,不言阶渐,提倡无念为宗。经过数十年努力,使南宗禅在北方迅速发展,并逐渐替代整个禅宗。贞元十二年(796)被推为禅宗七祖。

  此外,天宝五年间应召入京的司空山本净,范阳至次山一带的明和尚,太原的自在和尚,均是六祖在北方弘法的弟子。

  2、禅宗在江南的发展。以江西、湖南为中心,还有福建、浙江、安徽、江苏南部,是禅宗发展的主要地区。在这一地区弘法的主要是慧能的弟子南岳怀让、青原行思、永嘉玄觉以及怀让的弟子道峻、道一,行思的弟子石头希迁等。由于慧能这些徒子徒孙的努力弘扬,江南的曹溪顿教禅因而大盛起来。

  3、禅宗在岭南地区的发展。自唐高宗至武后,禅宗六祖慧能大师大弘佛法40余年,去世后弟子大多留在岭南,当时广东佛教之盛,可说是空前绝后。慧能在世时,经常有学众千余人在韶州,晚年备受皇室的尊敬,如前文提到的武后赐磨衲袈裟、水晶钵;肃宗迎请传法袈裟至宫内供奉;宪宗赐六祖谥为“大鉴禅师”;还有敕修寺院等。当时千百万学众中,曾出现很多杰出的师僧。

  一直在广韶一带弘法的有韶州法海、广州志道、法性印宗、韶州祗陀、广州吴头陀、罗浮山定真、广州清苑、道英禅师、智本禅师、曹溪令韬。

  在潮州一带弘法的有慧能弟子惠照,他精悟禅理,通内外宗,且能诗,唐开元间弘法于潮州之西山。惠照的弟子宝通,号称大颠和尚,曾居龙川罗浮瀑布岩、潮州之开元寺,在普宁县开创道场,建马嘶岩寺,并被皇帝敕赐“马山禅寺”,唐德宗贞元五年(789)抵潮阳县开辟白牛岩(一名东岩),创立精舍。贞元七年(791),在潮阳县临昆山之西创建灵山寺,时有门人传法者千余人,其著作有《般若波罗密多心经释义》、《金刚般若波罗密多经释义》。大颠卒于长庆四年(824),他在粤东弘教,名声显赫。灵山寺于长庆二年(822)赐额“护国禅院”。

  在梅州地区传教的有僧了拳,曾先后在大埔县创建清泉庵、翠竹庵、宝月寺、高寺、灵觉寺。

  在湛江地区弘法的有僧觉海,于唐武德二年(619),在阳江县创建报恩光孝寺,唐武德五年(622)创建宁国寺。还有僧妙明于唐武德四年(621),在阳江县建寿宁寺。

  从上述南宗在中原、江南、岭南等地区发展的情况可以看到,慧能大师于韶州弘扬的禅宗,经其弟子的努力传播,达到了鼎盛时期。唐则天之后,举国僧徒,除藏、蒙佛教外,80%皆南宗禅系。

  五代时期,南汉刘龚(917~923)统治岭南,他崇尚佛教,据《南海百咏》所载:南海(今广州城)在南汉大宝年间,创28寺于郡之四方,以应列宿。即东7寺、西7寺、南7寺、北7寺,共为28寺。可见五代时广东的佛教还是很兴盛的。

三、宋代时期广东佛教的发展

  宋代时期,广东佛教虽然没有唐代那样兴旺的势头,但从宋朝统治阶级对佛教的重视,就广东僧人创建佛寺,弘扬佛法的情况来看,佛教的发展,还是相当兴盛的。

  太祖开宝元年(968)王师平南海时,曹溪师塔被刘残兵所毁,太祖敕令兴复,并赐名“南华禅寺”。太宗太平兴国元年(976),遣郎中李颂、司徒张公重建师塔7层,加谥“大鉴真空禅师”,并御笔亲书额“太平兴国之塔”。宋仁宗天圣十年(1032),迎大师真身及衣钵入大内供养,后来遣使送归曹溪。宋太祖建隆三年(962),将法性寺改为乾明禅院。宋真宗大中祥符间(约1008年),颁赐藏经,并存放于乾明禅院中。宋徽宗崇宁二年(1103),改乾明禅院为崇宁万寿禅寺,又于宣和元年(1119),改寺为观。至宋高宗绍兴七年(1137),诏改天宁万寿禅寺作报恩广孝禅寺,并于二十一年(1151)改为报恩光孝禅寺。

  根据《广东地方志》所载,宋代广州、韶州、肇庆、高州、潮州、雷州等地区,创建寺院130所左右。据(宋)余靖《善化院记》记载:“韶州生齿登皇籍者,三万一千户,削发隶祠曹者,三千七百名,建刹为精舍者,四百余区。”从中可见曹溪在六祖行化后,韶州佛教发展的状况。

  宋代广东曹溪禅对朝鲜佛教的影响很大。朝鲜僧人知讷(1158~1210),熟读《六祖坛经》、《大藏经》、《新华严经论》,对华严宗圆顿门十分崇奉。他于居公山居祖寺创建定慧社,后在全罗南道升州都松广山之吉祥寺修禅。1205年改吉祥寺为曹溪山修禅社。其嫡传弟子慧谌(1178~1234)所著《禅门拈颂集》,是后来禅僧科试必读之书。

  元世祖忽必烈1271年定都燕京后,以藏传佛教为国教,但他对汉地佛教也是很尊重的。至元十三年(1276)十二月,元帅张弘范、吕师夔统兵入广州时,至光孝寺瞻礼,并遣士兵守卫。元延四年(1317),皇室赐韶州南华寺《金书孔雀经》一部。延五年(1318),赐《护寺免差敕》,该敕本为梵书,后于天顺年(1328)由来此的西域梵僧译出。据《广东年鉴》记载:元代数十年间,琼州颇产高僧。世祖至元中,沙门佛功居琼土,以符水济人,名播远近。……至元末年,胆巴喇嘛谪居潮州,以密宗咒术弘化。胆巴亦名功嘉葛刺思,幼从印度古达麻失利传习秘密仪轨;帝师八思巴荐诸世祖,屡以咒术著其验,后以不容于桑哥,力请西归,既复召还,谪居岭东(潮州)。

四、明代广东佛教的发展

  明代朱元璋立国后,吸取了元代崇尚喇嘛造成腐败亡国的教训,对佛教采取了既利用又加强控制的方针。明朝皇室对广东佛教也很崇敬,明英宗正统十年(1445),敕赐光孝寺《大藏经典》计十大柜,存放于大殿。明宣德二年(1427),赐韶州南华寺绣罗汉十八幅,天顺年间(约1460),又赐《金书华严经》二部。成化十三年(1477),迎大师衣钵入大内供养,还命各列刹掌教迎供,以及各官、士、民前往瞻礼。成化二十一年(1485),命赵玉芝将《御制坛经法宝序》重新进行编录后出版以传播。

  重兴曹溪的憨山禅师是明末四大高僧之一。师讳德清,字澄印,别号憨山,安徽全椒蔡氏子。万历二十六年(1598),憨大师在电白县西苦藤岭建化城庵。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春,应请入曹溪,复兴南华寺。有冯昌历等录《憨大师中兴曹溪实录略》中载的开创事宜十则:1、培祖龙以完风气。2、新祖庭以尊瞻仰。3、选僧行以养人才。4、驱流棍以洗腥秽。5、复产业以安僧众。6、严斋戒以励清修。7、清祖课以裨常住。8、免虚粮以苏赔累。9、复祖山以杜修害。10、开禅堂以固根本。

  经憨大师重振后,重修祖庭及云水堂、公馆,接待礼祖之官民,以表尊严。对僧众实行以章制约,清流弊,选正廉10僧管理事务,设司库、立管、常住、监寺4人执掌收支并立定章程。清除山寺中被占田地、山场及房屋,并把四方流棍及山门外的赌淫店铺清除掉。把收复的祖山,立碑为“金刚幢”,永葆禅业。设立禅堂培养人才,使传法门人后继有人,使曹溪复蔚为宝坊。憨山大师一生著有《楞伽笔记》、《华严纲要》、《楞严法华通义》、《道德经解》、《梦游集》、《大学中庸直指》、《春秋左氏心法》、《法华击节》、《起信唯识解》、《观老庄影响论》等10部著作。他于南华寺去世,其肉身存于寺中。

  德清弟子道邱(丘),字离际,号栖壑,又号云顶,广州市顺德龙山柯氏子。明丙子年(1636)五月二十二日开创鼎湖山之庆云寺,修禅、净、律。他主持庆云寺23年,享年73岁,度弟子数百人,得戒弟子3000余人。

  明代曹溪禅对朝鲜佛教的影响也很大。朝鲜曹溪禅在知讷开创后,代有传人,如休静(1520~1604)从曹溪宗一禅(1488~1568)受戒,后至灵观(1485~1570)门下参禅。他的嗣法弟子惟政(1544~1610)、应祥(1571~1645)继师形成曹溪宗的松云派。

五、清代广东佛教的发展

  公元1644年,爱新觉罗氏攻取北京,入主中原。清代皇帝虽大力崇拜孔子,提倡理学,但对佛教亦很信仰,对广东佛教也很重视。

  清代在广东振兴禅宗的名僧有清初的空隐禅师,即明朝名僧博山无异禅师法嗣,应粤东宰官之请,来往于罗浮、广州,后在广州海幢寺结茅居住。其演曹溪宗法门,倡六祖弟子行思一系之禅法,大阐禅风。其徒函是,世称天然和尚,明末孝廉,后出家,崇祯十五年(1642)以后,于广州诃林阐发禅理,振兴禅风,主张三学同源之说,吸引了许多当时明代之遗臣及反清复明俗士。天然禅师有很多知名弟子。如今释,俗名金堡,字澄印,出家初名性因,居丹霞寺时释名澹归,著有《编行堂集》48卷,被清朝视为应毁书籍。又如今种,即屈大均,初名绍隆(一名邵龙或绍龙),字翁山,又字介子,清朝番禺人。明诸生有声,遭乱弃去为浮图,释名今种,字一灵,又字骚余。中年返儒服更今名。工诗文,与陈元孝、梁药亭并称岭南三大家。为僧时居罗浮山,号罗浮山人,亦曾居澳门普济禅寺。

  天然禅师还有弟子今回、今离、今佛、今端、今沼、今存、古理、古诠、古电、古羲、古易、古桧等,皆是饱学之士,这些弟子或以不食清朝俸禄,或以避世而出家,在天然禅师培养下,使佛法得以保存、发展,形成了清初时期百越佛教兴旺盛况。

  清初至广州创长寿寺的石莲禅师,又名大汕禅师。据说他精通舆术,建长寿寺时,明知此寺寿命不长,而偏以长寿名之,并且将整座寺院以寿字形建造,企图挽回法难于万一。然而,至光绪年间,岑春芳督粤时,因学潮事,全寺被毁,并没收寺产。广州寺院之法难自长寿寺始。

  清朝佛教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归于佛门的抗清复明士人对佛教经典进行搜集、整理及研究。由于明朝末年,政治腐败,至明亡后,抗清复明归于佛教的有戒显、澹归、药地、药庵、担当、大错以及明宗室八大山人石涛等,有未出家而借佛教义学阐述自己的理论体系,如方以智、黄宗羲等。

  至清道光时,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唤起了民族的觉醒。先后有一批先进之士,把佛教义学作为挽救国家民族的精神武器。如龚自珍(1792~1841)从佛教“业报”学说引申说道:“人心者,世俗之本,心力所至,足以报大仇,医大病,解大难,谋大事。”在《壬癸之际胎观第一》中,提出了勿依靠圣人,而要众人以自有心力去创造天地。

  后来魏源、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等,继续发挥佛教的主观战斗精神,进行宣传悲天悯人的忧国忧民之思,鼓动不怕牺牲,团结奋进之宗教热情,使清代居士佛教成为中国近代民主革命思想中一种不可忽视的力量。

六、民国时期广东的佛教

  民国时期,人民虽有宗教信仰之自由,但是,由于外患内忧,旧寺宇既废者则无以修复,而仅存寺宇亦逐渐被拆毁或被占用。就广州而言,光孝、大佛、长寿、海幢、华林五大丛林已无一完全。

  光孝寺,于民国成立后辟作“法官学校”,后易名为“法科学院”,中日事变后,驻扎和平救国军,民国后期,改办为“国立广东大学”。

  大佛寺,自民国十三年(1924),该寺在中山县沙田十一顷多被收归公有,并将该寺划一部分办警察局。至民国二十三年(1934),海军司令羌西园将大殿收回,迎请月溪法师讲经,重修佛像,使该寺焕然一新。

  华林寺于1924年间,被投变改建为街道,即华林新街、华林一巷、华林南北横街、迎华里、华林寺前、茂林横、直街、茂林新、西来初地、华兴大街、新胜街、牛角街等,只留存罗汉堂一小部分。

  海幢寺,原千秋寺,明末清初间,易名为海幢寺。民国后,辟为海幢公园,该寺一部分作为南武中学,一部分为驻军之所,李福林任福军司令时,其司令部就设于寺里,至1924年,该寺被收为公有,只保留天皇殿、大殿、塔殿、观音阁四间,及后又将大殿、塔殿作为“广州市民众教育馆”。

  广东佛教至清末,除以上广州五大丛林被逐步拆毁、占用外,各地寺宇唯鼎湖山庆云寺尚能保持香火,但亦日趋衰落。如果说广东佛教颇有复兴的话,可说是国会南来后,于广州召开非常国会会议时,恰逢沙门太虚、清末诗僧八指头陀释寄禅之弟子亦至广州,在会议议政之余,请师至东园讲演佛法。

  民国十三年(1924),大埔县张煊等在华林寺创立“佛化救世会”,张煊为会长,沙门融秋、式如为副会长,会员有数百人。并设立“南华佛学院”筹备处,迎请天台宗大师,即宁波观波寺沙门谛闲之入室弟子宝静为主讲,遂后因经费不继而解体。沙门式如又于广州市西另创“广州佛学会”;宝静大师于广州市西创立“弘法佛学社”,并出版有关佛教刊物。然皆经费无着,亦奄奄一息。

  民国二十年(1931)以后,有胡毅生、梁智广、赵十觐等建“解行学社”于广州六榕寺千佛塔侧,请潮州王弘愿弘扬密教。王弘愿还至中山大学文学院讲授佛法,后因病重,传法于惠阳冯宝英等四弟子。他还在潮州创办“震旦重兴会”,并刊行密宗经籍数十种。

  当王弘愿在广州之“解行精舍”传授密教之时,广州的佛教徒又请浙江蒙藏委员会、西康诺那呼图克图来粤传授西藏密教。至此,广东才有西藏密教流传。

  民国二十五年(1936),沙门太虚大师又重返广州弘扬佛法,曾于中山大学、岭南大学、学海书院及六榕寺作佛法演讲,听者有数百人。

  在韶关,还有沙门虚云大师重兴南华寺六祖道场。

  以上为广东近代佛教之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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