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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百年来六祖坛经研究概况论评 ──以禅宗史与版本校订为考察中心

发布时间: 2017-07-31 12:39:20   作者:本站编辑   来源: 本站原创   浏览次数:


一、前言

  六祖惠能(638-713)圆寂至今,已逾一千三百年。《六祖坛经》原始祖本的成立至今亦相当于如此年数。然而,近百年来受到西方学术的影响,以现代学术格式及规范的著作形式呈现相关于《六祖坛经》研究,从谛闲法师在19129月发表于《佛学丛报》第1期的论文《禅宗六祖得道之原》开始算起,至今也逾百年的历史。以“百年”的时间范围,探讨近百年来《六祖坛经》研究的概况,正是彰显近代探讨相关六祖惠能的时代意义与殊胜价值之所在。

  在谛闲法师之后,真正开启近代学术规范或学术论证方法研究《六祖坛经》的是胡适(1891-1962),他在1929年刊载于《文史丛刊》的〈记北宋本的六祖坛经〉论文中,关注到北宋惠昕本《六祖坛经》的形成与发展,那是因为胡适在1926年开始,陆续得到法国巴黎、英国伦敦与日本京都等地的日期禅宗史料,并且陆续写成的三篇论文为近代禅宗史与文献研究的开端。[1]

  近百年来,笔者以为《六祖坛经》的研究的两大项目,因限于学力,分别探讨的是:其一,禅宗历史传承的探讨。这是由胡适所引发的禅宗史论争及其后续影响的延伸;其二,版本文献考据的讨论。这是从敦煌写本《坛经》的发现与研究所关注的论题。

  笔者试从以上两项主题,简要的论评各项主题研究的概况。

 

二、禅宗历史传承的探讨之论评

  在此主题的要先驱代表人物为胡适,他从1918年完成撰写《中国哲学史大纲》之后,[2]即着手于禅宗史的相关研究。胡适先生在1929年校读宗宝本《坛经》与完成北宋惠昕本的刊校之后,又于19301月写成《“坛经考之一”(跋曹溪大师别传)》一文,[3]此文也是引发中国近代讨论《坛经》文献版本考据的滥觞。胡适的相关禅宗史文献著作,后来则是由日本学者柳田圣山于1974年收集胡适的讲词、手稿、书信等重要文献而编成《胡适禅学案》,此书于19756月于台北刊行。[4]胡适引发的中国禅宗史论争,主要还是环绕着惠能弟子神会是否为《坛经》的作者为论争的中心,其他诸如《菩提达摩考》、《跋裴休的唐故圭峰定慧禅师传法碑》等论文,都是相关禅宗史的重要探讨,也带动了对中国禅宗史的反思与研究方法论的思维,具有深刻的时代价值。[5]

  在大陆地区,楼宇烈是早期对于胡适禅宗史研究,提出了检讨与论评的著作,在《胡适禅宗史研究平议》一文中指出:“胡适对于禅宗史的研究,可说是围绕着以神会为中心而展开的初期禅宗史的研究,其中尤以史料考证为主。关于胡适禅宗史研究的学术价值,我认为国内学术界尚缺乏认真的分析和研究。五十年代中期,开展了‘胡适思想批判’的运动,那时,对许多学术问题的批评和评价,采取了简单的一概否定的非科学态度。对于他在禅宗史研究方面的成果和方法,同样也不加分析地一概予以否定,这是很不公正,很不实事求是的。”[6]楼宇烈的评述甚为客观,亦为公允之评议。

  顾伟康在《评胡适的禅史研究──1969年争论〈坛经〉的回顾与思考》一文中指出:“封胡适为现代禅史学之父,尊他的禅史研究著作为必读的经典,不等于说他没有错误和缺陷;恰恰相反,就像无数领域的开创者一样,胡适的禅史研究中存在着不少问题,有的错误在后人看来甚至是如此之低级、浅薄!”[7]顾伟康的看法代表近代部份学界的意见,虽然以今日研究之成果,返观当时的时代背景,并不十分公允,但客观持平的立论,不失为学者论证的基础。

  至于江灿腾的相关研究,后续在黄夏年主编《中国禅学》中发表了《溯源与开展:再探自由主义者胡适的初期禅学史研究问题》一文,值得深入探讨。文中说:

 

 战后台湾现代性宗教学术研究典范的薪火相传最佳例证,就是近八十六年来(1925-2011)从大陆到台湾胡适禅学研究的开展与争辩史之相关历程解说。但在过去的研究中,有关胡适和忽滑谷快天的著作关联性,以及胡适禅学研究在中国学界和在战后台湾学界的回应等,仍有不少疑点和新发展,有待继续探讨。……作为近代华人知识菁英中的著名自由主义者胡适(1891-1962由于生平始终坚持其一贯理性与批判的实证性史学探索进路来重构其非传统式的中国禅宗初期史的各种新传承问题因而曾几度造成巨大的学术争议和深远的学术影响。[8]

 

  江灿腾的评论十分允适,也反应了此一时期胡适的影响与学术的重要性。除此之外,在龚隽的《中国禅学研究入门》一书中亦有专篇《胡适与近代型态禅学史研究的诞生》一文中指出:

 

如果我们要追述现代学术史意义上的禅学史研究,则不能不说是胡适开创了这一新的研究典范。于是整个近代以来作为现代学术的禅学研究都必需从胡适的禅学研究说起、无论是新材料的发现、禅史新问题的提出、以及对于禅学史的方法论等方面,胡适都起到了开立风气、树创新规的“示范”作用。[9]

 

  经由两位具有丰富学养与深入研究的学者的肯定,都对胡适“一贯理性与批判的实证性史学探索进路”与“现代学术史意义上的禅学史研究”而言,都评价了胡适对于“禅学史的方法论”有开创之功。此外,在丘敏捷在《从达摩禅到慧能禅的演变──印顺与胡适及铃木大拙相关研究观点之比较》中,详细地比较了印顺与胡适及铃木大拙三人的研究观点,值得参酌。[10]

  龚隽曾在《再论胡适与近代中国禅学史之研究》一文中指出:“至今汉语学界对胡适禅学史著作所作的研究还主要停留在一般性的疏理和介绍上,有许多问题还没有开展讨论,包括胡适禅学研究与他整体思想史观念、思想史方法以及他现代性启蒙主义之间的关联等等,都远未及讨论。而关于他与铃木大拙有关禅学研究方法的著名论争,也没有获得深入和系统的分析。胡适禅学史研究中诸多问题都还有重新讨论的必要。”[11]笔者同意如此的观点,以为汉语学界对胡适禅学史著作的相关研究,仍然不够细致与深入,虽然对胡适的整体批判,学界大部份存有定见,然而诸如禅宗史在神会的介入中,有何本质上的改变,以及在方法论上,胡适的学风及其禅学史研究,究竟有何深远的影响?或者说,胡适对于传统的禅宗史观有何冲击及其实质的改变,一直以来并未得到合理而深入的探讨。相对的,龚隽在《再论胡适与近代中国禅学史之研究》一文中,却点出了许多重要的论题,包括了“中国的文艺复兴观念”等主题的探索,笔者以为都是值得深入的研析与探究。

  关于中国禅宗史相关主题的研究,在日本方面由阿部肇一于昭和38年(1963)发表的《中国禅宗史研究》,这是在日本东京都所刊行的重要著作。后来在1986年又在日本东京发表了《增订中国禅宗史研究:政治社会史的考察》。此书由关世谦在台湾东大图书公司翻译为《中国禅宗史──南宋禅成立以后的政法社会史的考证》,亦值得关切。

 

三、版本文献考据的讨论之论评

  有关于版本的研究,在1930年,由罗福成发表于《北平图书馆馆刊》第4卷第3号(西夏文专号)中,讨论《六祖大师法宝坛经残本释文》的论文,正是对《坛经》的西夏文版本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此篇论文也是开启近代研究《坛经》版本的早期研究的新声。

  至于敦煌写本《坛经》的陆续发现与后续研究。一开始主要还是从胡适学风带来的后续影响中,探讨敦煌写本《坛经》或其他版本的相关探讨。关于此点,潘师重规(1908-2003)正是其中最为关键的学者之一,他也是台湾敦煌学界引领研究风潮的先躯人物,相关敦煌写本《坛经》俗写文字的校订,成为以敦煌学的视野与角度,研究相关主题的重点。

  台湾对于胡适学风在中国禅宗史相关惠能与《坛经》的研究方面,还有一个主要方向的研究延续,就是敦煌写本的《坛经》版本研究与文字校订工作。关于此点,胡适当年所见为大英博物馆的斯坦因本《坛经》,编号为斯5475颇为可惜的是,早期发现的敦煌本《坛经》,一直被中外学者多半视之为“恶本”,潘师重规则是以“敦煌学”的学养研究敦煌写本的《坛经》,其学术的成就与贡献,提出了相对推崇斯坦因本《坛经》的意见,诚如邓文宽在《重读〈敦煌坛经新书〉──纪念潘重规先生逝世一周》一文中指出:“潘先生在辞世的前十,以八十五岁耄耋之龄,推出其研究敦煌禅宗文献的大著《敦煌坛经新书》一册,为敦煌本《祖坛经》的整理研究留下了浓墨重彩。」[12]

  回顾过去研究的历史,潘师重规重新肯定《龙龛手鉴》的学术价值。潘师重规即在此基础上,对于敦煌写本《坛经》的研究,有了新的见地与研究视野,他在《敦煌坛经新书》中说:“敦煌写本确是当时普遍流行的抄本,并非被后世轻视的所谓误本恶本。我们把这种错觉扫除后,再仔细观察这个伦敦所藏的坛经写本,便应该承认它是一个很质朴,很接近原本的早期钞本。”[13]潘师重规以为斯坦因本是“伦敦所藏的坛经写本,便应该承认它是一个很质朴,很接近原本的早期钞本”,潘师重规以为“质朴”与“接近原本”的两项观点,反而是提高及重新肯定了敦煌写本的价值,这也是引发台湾学界重新审视与思考敦煌本《坛经》的学术意义与价值的重要转折点。除此之外,潘师重规曾经自言:“我把敦煌文字俗写的习惯归纳成字形无定、偏旁无定、繁简无定、行草无定、通假无定、标点无定等条例。”[14]这也是一项具有学术创见的意见,对于后来整理工作有了进一步的启发。

  除此之外,丘敏捷对于《坛经》的作者与版本,以及,亦有相关深入的探讨,在其《〈坛经〉的作者与版本──印顺与胡适及日本学者相关研究观点之比较》一文中有仔细的论证。[15]

  近期在2010128日,旅顺博物馆召开了一场重要的记者会,正式宣布旅博本《六祖坛经》于200912月重新被发现于该博物馆内,并于网路上公布了5页相片影本,海内外佛教界与学者专家们皆感到震惊,亦持续关注后续的发展。旅博本《坛经》的图影,在20114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16]笔者曾于20111028日当面向勘验确定的敦煌学权威学者方广锠请益,得悉旅博本约在2009年的7月份即已重新发现。在此之前,许多可能重新发现的因缘都错过了。[17]笔者另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学术问题的质疑,请教方先生敦博本与旅博本两本的优劣比较,方先生以一句“两本互有优劣”为断语。当然新出的材料,必有其研究的学术价值,旅博本《坛经》有其异于其他两个全本的地方,但笔者经过细密的比较,发现整体而言,敦博本实优于旅博本。[18]经过近一年的重新深入的研究中,笔者发现敦博本不仅在书写精美、内容校正、避讳形式与研究历史等诸多要点,更加确定敦博本《坛经》是现存三个敦煌写本全本之中相对比较最佳的写本。

  笔者浅见以为旅博本《坛经》在近代禅宗史文献研究方面,提供了新的全本素材与更多的研究课题,同时也将《坛经》版本研究推向了更高的高峰,方广锠在《旅顺博物馆藏敦煌本六祖坛经》一书的前文中,以为旅博本再发现对《坛经》研究的重要意义:“将来出现新的敦煌本《坛经》的机率,已经微乎其微了。如果上述结论可以成立,则这一次旅博本的再发现与正式公开,将是敦煌本《坛经》研究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也是禅宗研究史、中国佛教研究史上的一件大事。”[19]笔者完全同意方先生的看法,同时以为旅博本《坛经》的重新发现,将是当代对敦煌三个全本《坛经》的总结性研究成果,呈现于世的阶段性学术任务的完成。[20]关于此点,笔者在2006年即已发表《敦博本六祖坛经校释》一书,由于2011年发布了《旅顺博物馆藏敦煌本六祖坛经》,笔者则在近五年内将《敦博本六祖坛经校释》中,已对勘校正了英博本(S5475)与敦博本(077),再加入了旅博本全本的对照比较研究,亦发现了许多的新问题,也触及许多更为广泛的周边问题。笔者本书校释乃以敦煌市博物馆“文书编号077号”禅籍之4的《南宗顿教最上大乘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六祖惠能大师于韶州大梵寺施法坛经一卷》,略称为“敦博本”为底本,主要参校本为现藏于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编号“斯5475”之《六祖坛经》,略称为“英博本”,以及于200912月重新发现于旅顺博物馆之馆藏旧编号519和登记号15519之《六祖坛经》,略称为“旅博本”。以上三个全本的敦煌写本《六祖坛经》为互校本,笔者以为敦博本整体而言较为优质,故选为校正之底本,英博本与旅博本则为参校之参考本。

  至于本书校订文字讹误部份,归纳为“讹”、“脱”、“衍”、“倒”与“移”等五种:

  讹:是指敦煌三本《六祖坛经》抄录时明显抄写的错误,有时甚至是整句、几句或整段抄写错误。

  脱:是指抄录脱漏了一字或几个字,有时甚至是脱漏了整句、几句或整段的文字。

  衍:是指抄录时妄添或误添了一些字句。

  倒:是指抄录时前后文字或文句位置的互换。

  移:是指抄录时文字的位移或错位,有时甚至是整句、整段或整页误移到其他地方。

  本书之校订用语归纳有“当”、“应”、“依”、“暂”与“补”等五类:

  当:依相关考证或其他版本,在合理情况下或依上下文义内容校正之校订用字。

  应:依上下文的行文内容推断,或是依近代翻译与书写习惯之校订用字。

  依:指依据底本或底本的前后文,或是其他版本可资参考者,或是依据现代“约定俗成”书写习惯之校订用字。

  暂,因资料或证据不够明确周全,或是无法判断何者为正确的字词时使用之校订用字。

  补,依其他版本校正底本脱字时之校订用字。

  笔者这些研究的重点,则是在于建构一种校订敦煌写本的研究方法论,特别是针对禅宗文献为主。不仅是让校订用语规范化,更是基于佛学文献的

  近年来,笔者更搜集了《坛经》的各种版本,总共整理出以下36种的写本、刊本与各种校本,详目如下:

() 敦煌斯坦因本(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本六祖坛经)(S.05475号)(全彩原图)

() 敦博本(敦煌巿博物馆藏敦煌本六祖坛经)(DB.077号)(全彩原图)

() 旅博本(旅顺博物馆藏敦煌本六祖坛经)(馆藏519号)(全彩原图)

()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本六祖坛经(BD.04548号)(全彩原图)

()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本六祖坛经残本(BD.08958号)(全彩原图)

() 向达手抄敦煌巿博物馆藏任子宜本(黑白原图)

() 敦煌斯坦因本.点校本(黑白原图)

() 敦煌斯坦因本.大正藏本(黑白原图)

() 潘重规《敦煌坛经新书》手写校本(全彩原图)

() 敦煌三本六祖坛经.黄连忠校本(电子文本)

(十一)    日本真福寺本(黑白原图)

(十二)    大乘寺本(黑白原图)

(十三)    金山天宁寺本(黑白原图)

(十四)    兴圣寺本(黑白原图)

(十五)    金泽文库本(断片)(黑白原图)

(十六)    西夏文本(残本)(黑白原图)

(十七)    明版南藏本(黑白原图)

(十八)    房山石经本(黑白原图)

(十九)    明版正统本(黑白原图)

(二十)    明万历刊本(原图为全彩,转成高清黑白出版)

(二十一)       高丽传本(黑白原图)

(二十二)       曹溪原本(黑白原图)

(二十三)       真朴再梓本(黑白原图)

(二十四)       清光绪刊本(黑白原图)

(二十五)       金陵刻经处本(黑白原图)

(二十六)       泰昌本(黑白原图)

(二十七)       泰昌本.黄连忠校本(电子文本)

(二十八)       日本流布本(黑白原图)

(二十九)       日本流布本.点校本(黑白原图)

(三十)    乾隆大藏经本(黑白原图)

(三十一)       卍正藏本(黑白原图)

(三十二)       永乐北藏本(黑白原图)

(三十三)       中华大藏经本(黑白原图)

(三十四)       嘉兴藏本(黑白原图)

(三十五)       大正藏本(黑白原图)

(三十六)       大正藏本.黄连忠校本(电子文本)

  除此之外,笔者完成了“敦煌三本六祖坛经俗写字与通用字对照表”,主要是整理敦博本、英博本与旅博本等三本《六祖坛经》中的各种俗写字的原图剪贴,与现代通用电脑新细明繁体字的正体字与简体字等,作原图与现代用字对照表的比较。在制作此表之前,详细参阅潘师重规、杨曾文教授、邓文宽、荣新江与方广锠等诸位先生的相关著作。本表中的“俗写字”,或称“俗写文字”,也就是学术界通用界定的“俗字”,俗字研究是敦煌学研究的基础学科,也是校订敦煌写本的入门工夫。透过俗字的辨识及校正,可以让敦煌写本从“抄写讹误”与“鄙劣恶本”的错谬印象,回复其真实质朴的原貌。

  本表详列146个字,涵盖从经题到经末的附录,有些字体或许只是书法不同的楷行变化或是书写方式的转变,笔者都尽量搜罗其中,并且对照现代电脑的字体,做为校订工作的基础。若原图中出现两次以上的不同字体,则罗列其中较具有代表性的书写方式,并且加注笔者在附录一敦博本的“原文图像编号”中,以阿拉伯数字显示原文的行数,以供读者按图索骥,查对敦博本的原文,同时可对照英博本与旅博本的原图,比较三者的不同。此外,对于某些需要说明的俗写字体,或是具备其他书写方式的情况,就在通用字的下方附带说明。

  笔者针对敦煌写本《坛经》的代用字,整理出“敦煌三本《六祖坛经》代用字对照表”。主要是针对敦博本、英博本与旅博本等三本《六祖坛经》中的各种代用字,即有别于现代通用的其他任何字体,都列入此表中,详细的归类及整理。其中,包括敦煌写本的俗字、古今字、通借(通假)字、异体字、同义字等。主要目的是为了厘订敦煌三本《六祖坛经》中各种字体的使用情况,使其归入于适合现代阅读与流通的体系,让今后敦煌写本《六祖坛经》的阅读者,不再因为文字纷杂错缪而产生困扰。本表除了参考潘师重规的《敦煌坛经新书》、杨曾文教授的《新版敦煌新本六祖坛经》与邓文宽、荣新江的《敦博本禅籍录校》之外,也参考大量相关的校订与注释,包括铃木大拙、郭朋、周绍良、方广锠、印顺法师等人研究的成果。由于资料过于繁杂,无法一一加注诸多学者的意见,许多文字的改用及替代,笔者依个人多年研究的浅见,字字推敲,斟酌审定而改成现代通用的字体,为了让读者知悉每一个代用字的使用情形,笔者从敦煌三本《六祖坛经》中爬梳出217个代用字,将其归类并对照比较。

  以上是笔者对版本文献考据的讨论,这是从敦煌写本《坛经》的发现以来,笔者全面性的整理三个敦煌写本的研究与校正比较而得的成果。

  在笔者研究之外,何照清在其《〈坛经〉研究方法的反省与拓展──从〈坛经〉的版本考证谈起》一文中指出:“《坛经》版本变化正提供了学者们研究的丰富素材,从敦煌本、惠昕本、契嵩本到宗宝本,由于增删者的不同,他们与文本之间的关系,甚至各版本出现与当时禅法之间的关系,都是值得重新检讨的。如一般认为敦煌本经过神会一系的更改,那么这种更改的背后反映了什么更复杂的问题?而契嵩本的形成,是否也反映了某种动机或理想?又如宗宝如此大胆地增删的背后又是什么原因?其中特别值得重视的是,最古的敦煌本与明版系的流布本之间,还有诸宋元本的存在,它们都流传到日本和朝鲜,现已成为近来研究的新课题;由此也可看到禅宗传播领域的扩大和民族文化交流的历史。”[21]何照清指出的《坛经》的版本及其相关研究中,可以发现近代百年来的相关研究中,仍然缺乏对版本考据之后探讨对“真实历史”的深入理解,只能以“还原历史”的角度来看待此类问题,这是非常值得后续研究的课题。

 

四、结论

  本文原拟以“近百年来海峡两岸六祖坛经研究概况论评”为探讨主题,但在实际整理论文及著作中,发现不仅资料过于庞杂,同时涉及的论题十分繁复。因此,试从简化的两项主题中,期于一窥近百年来相关主题研究的梗概。

  笔者诚恳地以学术态度反省,以“近百年来海峡两岸”为研究时间断代与空间思维,并不允当。因为近百来的海峡两岸并不是时间的平行线,况且涉及到复杂的时代变迁与两岸移转之情势,例如在1949年以前,完全是以中国大陆地区为主的时间及空间,但在1949年以后,亦非以平行线的方式进行。虽然台湾延续了1949年以后的研究趋势,但初期亦未见有何重大的建树;相对的,在1949年以后到改革开放以前,大陆地区对于相关《六祖坛经》的研究,亦未见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因此,笔者在思考未来拟题时,应该可以从1980年代为时间的断代,然后再以海峡两岸对于相关主题的研究,深入的探讨两地不同的学风,以及讨论主题的比较,乃至于具体而深入的研究内容。

  回顾两岸对于相关《六祖坛经》的研究,笔者浅见应该不是从发表论文的多少而论定其研究价值的得失,而是必须从论文著作的研究深度来观察。笔者以为“基础性研究”如原典的校订与整理,注释的厘定与禅宗史的考察,以及版本深入的探究与分析,仍须要持续而长期深入的研究,这是笔者仍须努力的方向。

  不仅如此,有关于《六祖坛经》的版本及其校订,仍须考虑到在禅宗史及禅学思想的研究视角中去探讨,特别是禅宗史与禅法之间,如何深入探讨与思考研究方法论的建立,如何以最新的研究成果,分析南宗禅的特质及其历史诠释,都须要实事求是的检讨。笔者从研究禅宗史的角度思考以《六祖坛经》为研究核心的开展中,如何建立禅宗文献古籍的校订原则及专业的学术研究范畴,如何转化研究成果而能为后续的相关研究,推进至未来更为深入研究的科际整合的方法论,都是笔者继续努力的方向。

 



[1] 另两篇为胡适:〈荷泽大师神会传〉,载《六祖坛经研究论集.现代佛教学术丛刊(1)》,台北:大乘文化出版社,197610月,第29-74页。以及胡适:〈坛经考之一──跋曹溪大师别传〉,载《国立武汉大学文哲季刊》,第1卷第1期,19304月。

[2] 参见胡颂平编着:《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3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5月初版,页325

[3] 此文原刊于《胡适文存》卷二,后收入于柳田圣山编《胡适禅学案》第1部与《现代佛教学术丛刊》第1册。

[4] 见柳田圣山编:《胡适禅学案》,台北:正中书局,19756月初版。

[5] 见胡适:〈跋裴休的唐故圭峰定慧禅师传法碑〉,原刊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34卷,第1分册,1962年出版,页5-27。此篇文章的原稿,收于《胡适手稿》第7集,中册,页275-349。后亦收入于《胡适禅学案》,页395-421。胡适禅宗史研究触及的论题有神会、《坛经》作者、惠能的法脉与后续传承、安史之乱对禅宗六祖之争的影响与七祖八祖之争等重大问题。

[6] 见楼宇烈:《胡适禅宗史研究平议》,载《北京大学学报》,第3期,1987年。

[7] 见顾伟康:《评胡适的禅史研究──1969年争论〈坛经〉的回顾与思考》,载《中国文化》,第6期,19929月,页62-68

[8] 见江灿腾:《溯源与开展,再探自由主义者胡适的初期禅学史研究问题》,载黄夏年主编《中国禅学》,第6卷,郑州:大象出版社,201211月,页335-352

[9] 见龚隽:《中国禅学研究入门》,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页7-8

[10] 见丘敏捷:《从达摩禅到慧能禅的演变──印顺与胡适及铃木大拙相关研究观点之比较》,载《玄奘佛学研究》,第5期,20067月,页51-80

[11] 见龚隽:《再论胡适与近代中国禅学史之研究》,载明生主编《禅和之声──2009年广东禅宗六祖文化节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06月,页311-324

[12] 见邓文宽:《重读〈敦煌坛经新书〉——纪潘重规先生逝世一周》,《敦煌学》第25辑《潘重规先生逝世周年纪念专辑》,20049月刊行(论文顶标为7月),页589

[13] 见潘师重规:《敦煌坛经新书》,页7-15

[14] 见潘师重规:《敦煌坛经新书》,页13

[15] 见丘敏捷:《〈坛经〉的作者与版本──印顺与胡适及日本学者相关研究观点之比较》,载《台南大学人文研究学报》,第41卷第2期,201010月,页13-41

[16] 见郭富纯、王振芬整理:《旅顺博物馆藏敦煌本六祖坛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4月第1版。笔者亦于201185日于台湾收到这本书,开始做初步的整理。

[17] 关于此点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府宪展,在怀念的文章《九三年的吴其昱先生》中曾提到:“199110月,我随魏同贤社长到旅顺博物馆调查敦煌吐鲁番文献,顺便了解一下馆藏古籍和档案。当时刘广堂馆长、苏小幸副馆长都全力支持。19日,我在馆藏普通古籍目录中发现有一本‘六祖坛经,五代抄本’,就要求提出来翻看。当时本子上记录了馆藏编号519和登记号15519,馆藏登录为‘后周线装本写经’,‘显德五年法海集惠能韶州大梵寺施法坛经’。”可惜府先生并未确认其原件仍存留世的实况,失去了发现的先机。见府宪展:《九三年的吴其昱先生》,收于郝春文主编:《2011敦煌学国际联络委员会通讯》,20118月出版。

[18] 关于此点,后续将有专文发表。

[19] 见郭富纯、王振芬整理:《旅顺博物馆藏敦煌本六祖坛经》,方广锠《前言》,页4

[20] 笔者长年来关注并研究诸本《坛经》,特别又以敦煌系列的版本为研究核心,亦曾于2006年完成拙作《敦博本六祖坛经校释》一书,时逢旅博本《坛经》重新问世,笔者将统整敦煌三本《坛经》,做一全面性的探讨。参见黄连忠:《敦博本六祖坛经校释》,台北:万卷楼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65月初版。另外有关于笔者对各种敦煌写本《坛经》的研究,可以参阅黄连忠:《敦煌写本六祖坛经的发现与文字校订方法刍议》,页71-102

[21] 见何照清:《〈坛经〉研究方法的反省与拓展──从〈坛经〉的版本考证谈起》,载吴言生主编《中国禅学》,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20035月,页97-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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