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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祖坛经》的理论创新与禅宗思想本土化

发布时间: 2017-07-31 12:35:15   作者: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 徐文明   来源: 本站原创   浏览次数:

 

摘要:六祖惠能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创造性的思想家,其理论创新主要表现在《坛经》上。《坛经》包含了文化自信与思想创新,特别是在顿悟成佛、佛教民间化、生活化、现实化等方面,为佛教的本土化和中国禅宗的长期兴盛奠定了理论基础。

关键词:六祖惠能 坛经 创新 本土化 中国化

 

六祖惠能是中国佛教史和中国思想史上最具创造性的大师之一,也是将印度佛教与中国本土文化完美结合、使印度禅宗转型为中国禅宗的关键人物。经过他的思想创造与弘化实践,中国禅宗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成为中国佛教的主流宗派,也使禅宗走向民间,深入基层,形成向社会各个阶层、各种群体、各种文化全面覆盖的新局面,从而造就了中国禅宗的千年繁荣、兴盛至今的良好发展趋势。

六祖惠能的思想主要体现在《坛经》之中,而《坛经》之命名首先就是一个大胆的创新。

据《坛经》:

 

法海上座再拜问曰:“和尚入灭之后,衣法当付何人?”师曰:“吾于大梵寺说法,以至于今,抄录流行,目曰《法宝坛经》。汝等守护,递相传授,度诸群生。但依此说,是名正法。”

 

如此可知《法宝坛经》的名称出自六祖本人,将自己的作品冠以经名,这在中国佛教史上几乎是空前绝后的,当时也是前所未有的创举,这体现了六祖大师的高度自信和打破常规的勇气。那么为什么称之为经,而不依照习惯称之为“论”呢?

据慧远《大乘起信论义疏》卷一:

 

所言论者,简异佛经之辞也。若通言之,一切皆论,谓五明论是也;一切皆经,谓五经是也。若别言之,佛所说者名之为经,若余人说,佛所印可亦名为经,如《维摩》、《胜鬘》等是也。若佛灭度后,圣人自造解释佛经,名之为论;凡夫所造名为义章。今此论者,佛灭度后菩萨所造,名之为论。论者所谓宾主相谈,因之为论。故言《大乘起信论》也。言马鸣菩萨造者,是为题其论主名也。[1]

 

在净影慧远所处的南北朝时期,称之为论已经是难得的突破了,因为对于佛经的解释之作,如果是圣人所造才能称之为论,凡夫所造只能称为义章。当时中国人的佛教作品也只能称为义章,因为没有一个人敢自称菩萨圣人。这就造成了《大乘起信论》的千古迷案,此论本来是慧光大师之作,只是因为传播的方便,为了使其流通更加广泛,只好加上马鸣菩萨的名号,使之从标准国货、民族品牌变成了印度制作,因为印度制作是高质量的标志,外来和尚会念经。

当然,这次贴牌从传播方面确实是成功的,正是有了马鸣菩萨的显赫旗号,《起信论》加上了神圣的光环,使其精深的理论价值得到广泛的承认,从而成为中国佛教各个宗派共同尊奉的经典。然而,地论师自己却有些后悔,为祖师抱屈,后来又宣称此非马鸣菩萨所造,而是地论师所造,借菩萨名目之,不过这种说法不为他人信受,反而有贪天之功为己有之嫌。因为一个善意的谎言,后来再说实话也就没人信了,可谓假作真时真亦假。

然而,从长远来看,这次贴牌又是失败的,明明是民族品牌、本土制作,非要打上印度制造的标签,结果只能是为印度佛教增光添彩,使中国佛教继续充当跟随者的角色,完全体现不出来自己的独立性与创造性。直到现在,还有人不知道《起信论》的真正作者和真实身份,不理解中国祖师的创造性贡献。这一事件至少体现了以慧远为代表的地论师后辈缺少文化自信与理论自信,从内心深处缺少自我认同,导致埋没了祖师造论之功。从这一方面来说,地论师还不如天台宗,天台宗还悄悄地将智者大师著作称为《观心论》,好像这样也没人群起而攻之。

六祖惠能是一个高度自信的大师,他没有再犯地论师的错误,而是公开将著作称之为经,这更是一个石破天惊的创举。现在还有学者称惠能作品最初只是叫《坛语》,不可能敢称为经,这是对六祖不够了解的体现。

    六祖惠能从一开始就是一个非常自信的人,学佛伊始就奠定了开悟成佛的信心,树立了一心作佛的目标。

    据《坛经》:

 

    五祖问惠能曰:“汝何方人,欲求何物?”惠能对曰:“弟子是岭南新州百姓,远来礼师,惟求作佛,不求余物。”祖言:“汝是岭南人,又是獦獠,若为堪作佛?”惠能曰:“人虽有南北,佛性本无南北。獦獠身与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别?”五祖更欲与语,且见徒众总在左右,乃令随众作务。惠能曰:“惠能启和尚,弟子自心,常生智慧;不离自性,即是福田。未审和尚教作何务?”祖云:“这獦獠根性大利!汝更勿言,著槽厂去。”

 

惠能初见五祖,便竖立了“惟求作佛,不求余物”的远大目标,哪怕是受到五祖的故意打压,也毫不动摇自己的信心,坚持人人皆有佛性、众生同一法身的理念,相信自己一定能够成佛。他还认为智慧源自自心、自性即是福田,认识自我、坚持自性就能成就,得到五祖的夸奖和认可。

惠能的自信在五祖门人是首屈一指的,学问博大、修行功深如神秀,在呈偈之时也免不了犹犹豫豫,竟然一十三度呈偈不得,最后勉强书于廊下,写完之后又前思后想,坐卧不安。这本身表明他对自己的见地不够自信,当然无法发挥最高水平。其他人更是对神秀五体投地,早早认定“神秀上座现为教授师,必是他得”,决定“我等已后依止秀师”,根本不打算呈偈。

在这种情况下,似乎根本没有资格呈偈的行者惠能却判断出神秀偈语的硬伤,即缺乏创造性,大胆呈偈,敢与神秀抗衡,并且相信自己的偈语更胜一筹。惠能的自信打动了五祖,五祖也深信这个年轻的行者将来必有前途,能够承担起复兴禅宗的重任,因此不拘一格降人才,破例将六祖之位传付给一位无学历、无资历、无来历的年轻人。这在他人看来是一个极端冒险的行为,却让自信的五祖和更加自信的惠能完成了。

惠能无与伦比的自信赋予他强大的创造力,信为道源功德母,生长一切诸善法,而佛教的信心不仅是对诸佛菩萨三宝的信仰,更是对自己的信心,自信才是佛教信仰的根本,这正是佛教迥异于以他信为本的一神教之处。

相信自己,相信自己就是佛,把自己作为佛来要求来看待,这么一来就把信仰提升到一个最高的层次,六祖惠能的自信就是这么来的。和佛教的佛性思想,和如来藏思想,和禅宗历代祖师所讲的法门都是相互关联的,都是完全一致的,所以六祖惠能大师一生说法,从始至终都是高度自信,他认为自己已经到佛的境界了,从来不犹豫,从来不动摇,任何人提问题,无论提多难的问题,他都不回避,都会马上作出正面的回应,而且回应得非常到位,非常善巧,如果没有智慧、没有境界,是完全做不到的。

惠能大师本人高度自信,但他又不局限于个人的自信,因为他是禅宗的祖师,是中国佛教的代表人物,他的思想和人格也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体现和象征,所以他把个人的自信进一步升华为民族的自信,国家的自信,中国的自信,东方的自信。[2]

由于近代以来中国一直处在落后挨打的境地,因此中国的自信心也大受挫折,认为自己事事不如人,处在全面落后的状态,甚至认为自己的文化、语言、文字和人种都出了问题,导致崇洋媚外现象大行其道,至今依然。

六祖的时代也有类似的问题,当时对于印度、对于西方的盲目信仰和过分崇拜仍然严重,很多人不理解佛法不在印度而在中国的现实,依然唯印度马首是瞻,只要是印度的就是真经,是中国的就是伪经;西方才是净土,东方只是秽土。面对这一现象,惠能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据《坛经》:

 

刺史又问曰:“弟子常见僧俗,念阿弥陀佛,愿生西方,请和尚说,得生彼否?愿为破疑。”

师言:“使君善听,惠能与说。世尊在舍卫城中说西方引化,经文分明,去此不远。若论相说里数,有十万八千,即身中十恶八邪,便是说远。说远为其下根,说近为其上智。人有两种,法无两般。迷悟有殊,见有迟疾。迷人念佛,求生于彼,悟人自净其心。所以佛言:随其心净即佛土净。使君东方人,但心净即无罪。虽西方人,心不净亦有愆。东方人造罪,念佛求生西方;西方人造罪,念佛求生何国?凡愚不了自性,不识身中净土,愿东愿西,悟人在处一般。所以佛言:随所住处恒安乐。使君心地但无不善,西方去此不遥;若怀不善之心,念佛往生难到。今劝善知识,先除十恶,即行十万;后除八邪,乃过八千。念念见性,常行平直,到如弹指,便睹弥陀。使君但行十善,何须更愿往生;不断十恶之心,何佛即来迎请?若悟无生顿法,见西方只在刹那;不悟念佛求生,路遥如何得达?”

 

惠能事实上否定了外在的西方极乐世界的存在,他认为万法由心,净土在内不在外,由己不由人。所谓净土有十万八千里之远,事实上是代表人的十恶八邪炽盛,隔断了自我净化之路。下根迷惑不修,自然离净土遥远;上智自净其意,净土就在身边。心净即佛土净,与所处的方所、户籍无关。因此盲目崇拜西方是错误的,西方人造罪,同样会下地狱,东方人心善,同样超升净土。觉悟者只会关注心地的善恶染净,不会考虑地方的东西南北,而迷惑的人则会愿东愿西,老是在表象上下功夫。

惠能打破了对于西方净土(实际上暗示印度佛教)的迷信,树立了中国佛教的自信。当时印度佛教事实上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而中国佛教、特别是禅宗正在冉冉上升,中国禅宗的领袖也是整个佛教世界的领袖,中国佛教正成为整个佛教世界的中心和重心,在这种情况下,依然过分崇拜印度佛教是没有意义的。

提升中国佛教的自信心是六祖惠能最大的贡献之一,因为当时中国佛教、特别是普通信徒最缺乏自信,这同样是佛教本土化的根本体现。所谓本土化、中国化,事实上是指外来文化与思想与中国本土文化的相互适应与融合,众所周知,佛教的中国化是外来宗教和文化本土化的一个成功的样板,至今得到广泛的认同和效仿。外来文化必须经过本土化才能生根发芽,茁壮成长。

六祖通过提升中国佛教的自信心,促进了佛教的中国化。他将自己的著作命名为《法宝坛经》,表明其为无上法宝,是最高级别的经,这在当时的印度佛教界,也没有人敢于这么做,也没人有这种自信。这绝非一个简单的命名问题,而是向整个佛教世界宣示,佛教的中心在中国,佛教的精神领袖同样在中国,中国佛教大师的作品就是不折不扣的真经,六祖惠能就是那个时代的佛陀,就是现世之佛。

六祖惠能还致力儒家思想佛教化,将佛教渗透到传统的儒家地盘,完成佛儒融通,将两家的先进思想整合在一起,使佛教生活化、民间化、现世化,成为改造现实社会、提升生活质量的有效力量。六祖长期当居士,并且以居士的身份受法得衣,因此他非常关注居士的力量,理解居士的感受,强调“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这与其认为西方人没有修行成佛的优先权一样,认为出家人并非占据天然的优势,真正修行,不仅与东方西方无关,也与出家在家关系不大。无论当时后世,这些都是振聋发聩、富有勇气的创造性思想。

六祖还特别关注下层社会、特别是文化水平不高、甚至不识字的人的学佛权利,关心社会最底层的弱势群体的前途与命运,希望通过佛法化解他们的苦难,改善他们的生活,提高他们的幸福感,让他们同样有机会听闻无上佛法,有机会成就佛果。

为了便于普通人了解佛法,《六祖坛经》在形式上与印度佛经有较大的区别,语言风格也更适合中国的普通民众。

据徐文明《六祖坛经译注》之《前言》:

 

六祖惠能还是一个出色的民间诗人和口头文学家,达到了出口成章、“文质彬彬”的程度,不知这是由于天性使然,还是南方“獦獠”爱好歌咏的风气的熏陶,亦或佛教大智慧的体现,无论如何,这同样是令人称奇的。在《坛经》中,六祖不仅留下了十几首偈颂,还在其说法过程中暗含了不少随口道出的篇什、韵文,文质相应,言简理当,虽然不讲究语言的华丽,却都是易记易诵、朗朗上口的好诗。

 

这一说法,至今看来,仍然有道理。惠能不识字,或者识字不多,然而绝对不是一个没有文化的人,但他长期身在下层,理解下层民众的感受,决心创造一种新的文体,更加适合普通民众理解佛法。如今看来,这一做法是非常成功的。《坛经》当时类似于白话,但又有大量的诗歌民谣,同样有文采,语言特别生动,使人喜闻乐见,爱不释手。今天的人看《坛经》,照样没有太多的语言障碍,这正是《坛经》的成功之处。

总之,《坛经》在很多方面富有创造性,特别是在本土化、中国化、民间化、通俗化方面,有一系列的创新之处,推动了禅宗与中国佛教的本土化,提高了中国佛教的自信心与创造力,提升了中国佛教的世界形像与国际影响,为中国禅宗的长期繁荣与持久兴盛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1] 大正藏44册,175页下。

[2] 参见徐文明《坛经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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