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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宗与佛教中国化进程

发布时间: 2017-07-31 12:11:37   作者:北京大学宗教研修班 明道   来源: 本站原创   浏览次数:

 

摘要:自佛教初传中国,两千年以来佛教中国化的问题一直是为学界讨论的话题,而禅宗作为佛教中国化的杰出代表,在此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尤其是以慧能为代表的禅宗南宗一系改造和发展了菩提达摩所传到东土的禅宗思想和实践,走出了一条符合中国文化特质的佛教哲学体系。

关键词:佛教   中国化   禅宗   慧能   坛经

 

佛教并非是中国本土直接孕育的宗教形式,是第一个走进中土,融入中国文化的域外宗教、外来文化,但历来却被认为是中国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佛教产生于印度,自两汉之际传入东土以来,历经两千年沧海桑田,至今仍然是生机勃发,意犹未尽。中国作为世界文明古国,虽各王朝兴替,几度易主,但不论是汉民族王朝,亦或是少数民族王朝,都保留了中国自古以来的“敬天法祖”、“慎终追远”的民族情怀,或者在一定意义上是中国的道统,它既不受限于“儒”、“释”、“道”任何一家,但又与其都如影相随。这种所谓的“宗法性传统宗教”,起源于中国古代的原始宗教,形成于夏、商、周三朝,于隋唐盛世而完善,终凝聚于中华文明的骨髓之中,既富有统摄一切的能力,又有开放包容的情怀。所以自古以来,在东方的这一块热土,不论是世界三大宗教,还是本土的道教以及众多的民间宗教,都从未占据中国广大的信仰空间,也鲜见任何宗教以国教的形式出现。任何宗教无论如何都没有超出王权和中国伦理的范围,甚至佛教也不得不高唱“不依国主,法事难立”。但与此同时任何一个本土宗教或者外来宗教又都能够适应这片热土,甚至生根发芽,绵延不绝。所谓“儒释道三教合流”也是在这一中国文化之下而形成的个性存在,由此也体现了中华文明“开放包容”、“和而不同”的思想宗旨。

佛教东传中土,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它经历了一个逐渐融合和自我完善的过程。两汉之际佛教初传中国,实际上经历了一个很长的自我沉寂时期,此时的译经以及流传都仅限于少数范围或者阶层,也最忠诚于印度佛教。《牟子理惑论》作为中国人论述佛教的早期著作,是了解佛教初传中国,研究中国佛教形成和发展的一部重要文献。其中作者为法御侮,弘道明教所指出的人对佛教包括“神灭神不灭”、“夷夏之争”等六种怀疑[1],从另一个侧面也可以看到佛教在初传中国时所面临的水土不服和种种困难。此时除了本土道教的极力抨击,儒家大一统的局面也是其首先要考虑的突破口,“由董仲舒奠定的,以天人感应为中心的儒术,足以满足当时大一统的历史需要,毋需舍他而别求”[2]。印度佛教在发展过程中部派众多,思想精深复杂,并不是全部学说都在一个时间段内就全部传入中国的,在不同的时期,在中国起到支配作用的佛教思想也不尽相同。大乘佛教思想可以说是最理解中国,最令中国人接受的佛教思想,其落户中国,是佛教在理会中国传统儒家的“孝道”,“伦理”,“纲常”的同时的自我选择和时代特征,但实际上这也是一个佛教自我逐渐改进佛教思想的过程。而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借助“格义”的手段试图适应中国文化,解经论理的时候,正式开始了域外佛教中国化的历程,虽然几度风光,流传至今,但这并不意味着从此就风雨无阻,后来的“三武一宗”灭佛,就是域外佛教与中国文化融合妥协,直到彻底融入中华文明的最好证明。

隋唐时期是中国佛教的盛世,此时政治相对稳定,多民族融合达到了顶峰。大一统的太平盛世也是思想和文化高度发展和完善的时期,自然是中国佛教融入中华文明最有利的阶段。在此时期中国佛教的思想义理逐渐走向成熟,也奠定了中国佛教的宗派基础,使得八宗共荣成为了现实,各有特色,又互相联系。在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中,唐末产生的禅宗无疑是中国佛教流派中改造最为彻底的一个宗派。

中国汉传佛教八大宗派之创派始祖除了天台智顗,大都是所谓的域外“胡”、“夷”,但均是在中国本土形成,并且具有完整的教证体系的宗派,尤其天台宗,华严宗,禅宗都是具有中国特质的派别。天台的“五时八教”、“一念三千”,华严的“六相圆融”、“法界缘起”,都是祖师以印度所传大乘经典为基础进行的判教和切合实际的创见。而禅宗以菩提达摩为中国的始祖,并向前追加了西天二十八祖,故称之为“达摩宗”,又因其主张彻见心性的修行宗旨,也称为“佛心宗”。菩提达摩于北魏末活动于洛阳,倡导“二入四行”的禅修法门,以《楞伽经》为宗经授徒。后慧可断臂求法,遂为禅宗二祖。慧可弟子僧璨为再传,后传为道信。四祖道信弟子五祖弘忍开东山法门,为禅宗五祖,名重一时,弟子众多,其中神秀、惠能二人分立为北宗渐门与南宗顿门。北宗神秀住持荆州玉泉寺,晚年入京,为三帝国师,弟子有嵩山普寂、终南山义福等人。六祖慧能,俗姓卢,先世河北范阳(今涿县)人,其父谪官至岭南新州(今广东新兴县东),唐贞观十二年(638)生慧能,遂为广东新州人。慧能幼年丧父,后移居南海,家境贫困,靠卖柴养母,于闹市闻诵《金刚经》而开悟,后开一代之先河。惠能居韶州曹溪宝林寺,门下甚众,有南岳怀让、青原行思、荷泽神会、南阳慧忠、永嘉玄觉,形成禅宗的主流,其中以南岳、青原两家弘传最盛。南岳下数传又形成沩仰、临济两宗;青原下数传可分为曹洞、云门、法眼三宗,世称“五家”。其中临济曹洞两宗流传时间最长,临济宗在宋代再形成黄龙、杨岐两派,合称“五家七宗”。禅宗成为佛教中国化的最彻底宗派,慧能及其法系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南宗不但在四部楞伽经的基础之上,导入《金刚经》的见地,完成《坛经》的创作,丰富了禅宗的思想,也从中国固有的文化出发,真正把佛教这一门域外宗教,外来哲学导归到了中华文明的大家庭中。慧能“站在中国传统文化本位的立场,创立禅宗,在心性义理、修持功夫和成佛境界等诸方面都实现了佛教中国化,这是佛教中国化历程中的里程碑事件。他是中国佛教禅宗的真正创始人,在佛教中国化贡献上可谓千古一人。”[3]

禅宗一直被认为是中国化了的佛教代表,尤其是慧能以后,其在吸收、继承印度佛法的同时,在思想和实践领域都作了许多革新。慧能发挥众生皆有佛性,认为人是教化的对象,佛经和佛法皆因人而置,因人而兴。又强调本心、本性在成就佛道上的作用,进而提出成佛是一种“明心见性”、“自性自度”, 无需外界助力的自我解脱。“中华文化充满人文精神,儒家和道家的根本宗旨都在于完善人的素质和品格。慧能禅宗的基调不泛谈众生的普度,而是强调人生的觉悟。这与中华固有儒、道思想文化的旨趣是一致的”[4]。正所谓“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从佛教初传中国,引入禅数学,《安般守意经》的翻译等到慧能之前,“禅”的形式在不同的宗派和哲学基础上不断地进行演变,形成了以净土宗为代表的念佛禅和以台贤二宗为代表的实相禅。但按太虚大师来看,这些禅法还都属于“依教修心禅”的阶段,也就是依照戒定慧次第修行,属于印度“如来禅”的范畴。而真正的中国“祖师禅”,却是到惠能大师时期才创立的”[5]。论及禅宗的中国化问题,禅宗的基础经典《六祖坛经》可谓是其思想的源泉和理论的基础。《六祖坛经》是记载六祖慧能说法和生平事迹的集录,在中国佛教史乃至哲学史、思想史上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和深远的影响,可以说是禅宗的“宗经”。经者,佛之语也。六祖语录被奉以经的形式流传至今,在中国佛教汗牛充栋的佛教论著中既具有特殊性,也体现了它的地位。

慧能一系的禅宗思想的确是基于中国文化的佛教思想,也是圆融中印两种文化的一个重要契机。慧能的禅学思想主要体现在《坛经》中,《坛经》为《六祖坛经》的略称,由于记载了慧能的语录和事迹而成为禅宗神圣的“宗经”。现存最早的《坛经》本子即是20世纪初发现的敦煌本,全一卷,不分品目。约为公元780年的写本,其全称为《南宗顿教最上大乘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六祖慧能大师于韶州大梵寺施法坛经》,后面注明是由“兼受无相戒弘法弟子法海集记”,因而也被称为“法海集本”。历史上,《六祖坛经》从南方传向北方,从中国传入朝鲜和日本,晚近又从东方传到西方,形成许多《六祖坛经》版本,如法海集记《六祖坛经》在敦煌地区比较流行,惠昕所述《六祖坛经》在日本比较流行,德异重刊《六祖坛经》在朝鲜半岛比较流行,宗宝所编《六祖坛经》则是元代以后普遍流行的本子。现有明清诸藏本、房山石经本及元代僧人宗宝在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校三种《坛经》异本而成的宗宝本《坛经》,即后来的明藏本,流行七百余年,故又称流通本,也是至今使用最为广泛的一个法本。历史上还形成了许多《六祖坛经》的注解作品,除大量参究文献外,还有一定数量的专著。特别是20世纪以发现古老的《六祖坛经》版本为契机,又创作了许多新的注解[6]

《六祖坛经》作为慧能的语录辑录,是慧能思想的集合,从中不难看出与禅宗立宗相关的诸多大乘经典的主要思想,如《金刚经》、《楞伽经》、《涅槃经》等,也体现了慧能杂糅、内化外来文化中国化的能力。慧能在继承从菩提达摩以来的重心性转变的禅法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独特的以“识心见性”为中心的禅法理论。这种禅法理论的基础,就是大乘佛教的“佛性论”和“般若中观”学说。自法显译出《大般泥洹经》,佛性思想丰富和补充了中国佛教思想,从此也开启了悟道成佛的新篇章。“佛性”思想,或者说是“如来藏”思想是《六祖坛经》的核心思想,历来与《般若经》所倡导的“空性”思想并驾为佛教的两大主流思想,如果“般若”论空的理论给予了中国人“看透”,“看空”的人生理解,那么无疑“如来藏”思想给中国人带来了“希冀”和“机会”,也更加的符合中国人受到传统宗法性宗教和儒家、道家纲常伦理道德所深刻教化后的内心世界。慧能在深入把握中国文化的特制的基础上坚持“众生皆有佛性”、“自性本来清净”、“佛性不二”等论断,为禅宗慧能系理论打下了基础。“般若”思想是佛教最早在中国传播的主导思想,后鸠摩罗什翻译《中论》以后逐渐转换为般若中观学说,慧能因《金刚经》而开悟,其另一大理论源泉即是般若经系的“空性”思想。《坛经》中慧能始终是以“般若”为方法,以“如来藏佛性”为目标,用“般若”的空观来破除烦恼的执著,以期达到“明心见性”的目的。“般若”和“如来藏”思想从传入之初,到慧能时代,理论本身就已经经过了一个漫长的适应和磨合阶段。反之慧能强调和发挥此二者立宗慧能系理论基础,也可见佛教在此时期中国化的表现已经达到了一定的阶层。

除了理论基础,在禅法实践和丛林制度等各方面,慧能也是实践佛教中国化的典范。在中国佛教禅学发展史上,慧能禅法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使得禅宗别开生面。《六祖坛经》云:“我于忍和尚处,一闻言下大悟,顿见真如本性。是故将此教法流传后代,令学道者顿悟菩提,令自本性顿悟”,这种返归到自己的内心世界,从人的生命主体的能动因素“心性”、“觉性”上寻找解脱的内在根据,所谓顿悟实相,见性成佛的禅法路数是真正中国佛教禅法“实相禅”的开端。慧能的顿悟论在中国佛教史上是一个根本性的变革,具有重大的意义及深远的影响。首先,慧能的顿悟论将佛教禅学的中国化推向极至,以与印度禅根本区别的显著标志。其次,慧能的顿悟禅开辟了一条简捷的成佛道路,在中国佛教史上掀开了崭新的一页。[7]

印度佛教中国化的最大特征,是在重塑印度佛教理论的同时融合中国文化,而成为中国自己的佛学。但要完成这个过程单从理论或者禅法特色上构建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结合僧团的丛林建设、制度,甚至要渗透到生活的点点滴滴。慧能禅法提倡“一行三昧”、“般若三昧”,乃至“无相”、“无住”、“无念”、“定慧不二”等禅法主张,这就使得他的禅法范围扩大,更加生活化、简易化,成佛悟道就在日常行为日用当中,正所谓“行、住、坐、卧皆是禅”,“运水搬柴皆是道”,而不必端身正坐、看心、看静了[8]。慧能的这种寄禅与日常生活中的做法,把修行活动深入到了世俗生活的每个角落,扩大了南宗禅传播的范围,影响也越来越大,正所谓“凡言禅者皆本曹溪”。印度佛教的中国化过程是一个漫长的佛教思想史演进过程,综观世界佛教所及之处,皆以吸收当地宗教政治文化为先决条件。这种本土化过程极大的提升了佛教的生命力和适应性。作为中国佛教的代表,印度佛教中国化的标志的禅宗在理论和实践等方面都给予了在中国的佛教无穷无尽的力量。

 



[1] 六种怀疑:一、疑经说迂诞大而无征;二、疑人死神灭,无有三世;三、疑莫见真佛,无益国治;四,疑古无法教,近出汉世;五、疑教在戎方,化非华俗;六、疑汉、魏法微,晋代始盛。

[2] 杜继文:《从中国佛教看中国文化的走向》,《中国佛教与中国文化》,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第3页。

[3] 方立天:《慧能创立禅宗与佛教中国化》,《哲学研究》2007年第4期。

[4] 同上。

[5] 学诚:《<六祖坛经>与佛教中国化》,2016广东禅宗六祖文化节。

[6] 参考白光:《<六祖坛经>版本及其注解研究概述》,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六祖坛经》对勘集释”。

[7] 参考释法缘:《<六祖坛经>的基本构架与禅法思想》,《闽南佛学》第五辑,20113月。

[8] 参考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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