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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宗与佛教的中国化

发布时间: 2017-07-31 12:09:51   作者:哈尔滨佛学院 本宗   来源: 本站原创   浏览次数:


摘要:中国佛教的特质在于禅宗,《六祖坛经》也标志着佛教中国化的完成。在慧能大师后,后代之禅师接过衣钵,主动适应时代要求,融合儒道,进一步扩大了禅宗影响力,并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关键词禅宗  佛教中国化 《六祖坛经》

 

    中国佛教的特质在于禅宗,诞生于岭南的慧能大师则是中国禅宗的集大成者。其创立的禅宗对佛教的中国化产生了重要影响何为“禅宗”?在印度,并没有这一宗派,仅有“禅”这种修行方式。“禅”意译为“思维修”或“静虑”,要求修禅者保持大脑的专一、清净。在这“静虑”下,修禅者发挥想象,最终达到一种认识现象本质的般若智慧。在佛教的“八万四千法门”中,禅修是最重要的修行法门之一。后来达摩祖师不仅把印度佛教里这种“禅”的修行方法带到了中国,还对“禅”做了专门的阐释与发挥。后来又经过慧可、僧璨、道信、弘忍等几位中国僧人的努力,在唐代初期逐渐形成了一种专门讲究“禅定”的佛教思想。直到六祖慧能大师,对传统佛教进行大胆改革和创新,将从印度传进的佛教中国化、平民化,创立了极具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禅宗。

     一、禅宗是中国化的佛教

    禅宗是众多中国佛教宗派之一,且是其中最有生命力的一派;迄今为止,它仍然代表着中国佛教的主流。菩提达摩初到中国,这时的佛教,印度色彩极浓。直到慧能顿悟,《坛经》传播,禅宗已经与印度佛教大相径庭,所以说慧能是禅宗的真正创立者并不为过。根据《坛经》记载,慧能在弘忍处,开始以行者身份在碓房舂米,同时也随众听法。一次弘忍为了考验大众禅解的深浅,命每人作偈呈验。弘忍认为慧能的偈比当时众中上座神秀的偈更切合禅学义蕴,就密付法衣予慧能,并叮嘱其南下暂作隐晦,待时行化。慧能回到广东西北山区后,“怀宝迷邦,销声异域,众生为净土,杂止于编人世事是度门,混农商于劳侣” (王维《读六祖能禅师碑铭》)。“异域”指岭南,“编人”指有户籍的平民。如此经过十余年后,慧能才来到广州法性寺(今光孝寺)受具足戒。不久他又北上到曹溪宝林寺(今南华寺),弘扬禅法约三十年。他在韶州大梵寺的说法被门人编录为法语,即世所行的《法宝坛经》,这是中国僧人作品中唯一称“经”的典籍,标志着中国禅宗的诞生,也标志着佛教中国化的完成。在中国所有佛禅典籍中,三祖僧璨的《信心铭》、四祖道信的《入道安心要方便法门》、五祖弘忍的《最上乘论》、神秀的《观心论》等均不能以“经”的权威而成为禅宗的宗经,只有六祖慧能的《坛经》是唯一被称为“经”的经典。“经”为佛所说,故慧能的地位就是佛的地位。

慧能进行宗教改革推动了佛教中国化。唐以前,禅宗还没有形成独立的、有影响的宗派,只是在少数人物中传播。初期的禅学,有时借《楞伽经》为指导思想,推行的是佛教《大乘空宗》。它们的共同点都是以宗教哲学来宣扬客观世界的不存在,否定客观事物,否定主观精神的作用,宣扬的是客观唯心主义,这些理论不被知识文化低的人所理解,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禅宗的推广。经过慧可、僧璨、道信、弘忍四代人的努力,禅宗有了新的变化。他们把禅宗教义和中国道家的自然主义思想结合起来。如禅宗的“报怨行”融化了道家的“安命”思想,“无所求行”融化了道家的“无为”思想。

到了慧能时,又进一步把禅宗思想和中国传统的儒家孔孟之道结合起来,使佛教更加中国化、通俗化、人情化,更接地气。慧能的以修身养性为中心的宗教哲学和孔孟的性善说、先验论等基本精神是一致的。如“不思善,不思恶,是上座本来面目”(《坛经·行由品》)这些话明显地改造了孟子的性善说和荀子的性恶说;《坛经》中不少地方提到“尊卑”、“孝悌”、“仁义”等观点,也和孔孟思想有相通之处。此外,他还注意到中国人的禅修心理,鉴于中国的农耕文化,中国人农民居多,乡土观念重,所以惠能提倡“随所住处恒安乐”,而早期的佛教传入之时,强调“头陀苦行”,周游各地,慧能改革,废除了“头陀苦行”,有利于修行。这种简易性、善巧方便性成为禅宗的基本特征,也是他和印度佛教的主要区别所在。如《坛经》鼓励善男信女“安居乐业”,在“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在家能行,如东方人善;在寺不修,如西方人恶。但心清净,即是自性西方”,这种在家修行说教,适合中国人的人伦物理。“明心见性见性成佛”认为佛性是人的本性,人人都具先天菩提智慧,因此又能觉悟本性而成佛,众生没有成佛,就是因为迷惑,一旦万念俱灰,真智显露,就明心见性,内外彻悟、见性成佛。“顿悟成佛”,与渐悟相对,提出一念觉悟,刹那成佛,这都充分反映了禅宗修行的简易性。

    此外,惠能认为“人人皆可成佛”与儒家“人人皆可为尧舜”有着相似之处,“人人皆可成佛”的前提是“一切众生悉有佛性”的思想,这完全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背景中产生的,它与印度佛教有着明显的区别。中国社会的平等思想源远流长,儒家认为“人人皆可为舜尧”。禅宗把符合中国儒学传统的性善论与禅学结合起来,提出了佛性平等思想,这与印度佛教的人在前生作恶而今生得报应的性恶论大相径庭。这也反映出佛教很注意和当时的主流思想融合。如东晋慧远主张“沙门不敬王者”,但最后还是向主流的儒家思想低头;魏晋时期占主流的是魏晋玄学,佛教般若学与玄学具有相通之处,于是般若学说依附玄学流行。范文澜曾说:“禅学是披着天竺式袈裟的魏晋玄学,释迦其表,老庄其实。”[]麻天祥认为:“禅宗思想是任性逍遥、玩习老庄的知识分子,假借佛教之名,对道家思想,特别是庄子思想的重新整合并予以大众化的阐扬,或者直接说,禅宗思想是大众化的老庄哲学。”[]虽过于绝对,但亦能看出禅宗对老庄思想的吸收。从宗派思想内容上,禅宗在坚持佛教基本立场观点的同时,融合了老庄思想中自然主义哲学,平等自由思想以及儒家的心性学说,合成了与道家“自足成性”“任性逍遥”相映成趣的具有本土文化特色的禅理。禅宗正是在融会庄玄的基础上构建自己的人生哲学的。这样佛教离印度已经越来越远,离中国越来越近了。

 正是由于禅宗善于吸收中国的本土文化,才形成自己的风格特色。六祖慧能充分吸收了这种变通精髓,在变通中改造佛教,使其中国化并适应中国人的学教心理,也正是禅宗的这种圆融性、包容性与善巧方便性,被后来的禅师以及历代学者所吸收采用,促进禅宗的进一步发展。

二、禅宗对佛教中国化的影响

    到了唐代,禅宗内部分成了不少小宗派。在南唐,禅宗更进一步分成五家:沩仰宗、临济宗、曹洞宗、云门宗和法眼宗,加上由临济宗分出的黄龙派杨岐派,合称为七宗,这也成为禅宗主流,而传衍出五家七宗诸派。在分化的同时,印度色彩越来越淡,中国色彩越来越浓。

    五家七宗的禅师们继承并弘扬了惠能和《坛经》的思想,无不以修行人在日用常行中的反省自觉来达到心性彻悟作为其宗教修持和宗教追求。他们纷纷强调:“自心是佛,此心即佛”,故“求法者应无所求。心外无别佛,佛外无别心”(马祖道一);“众生即是佛,佛即是众生”,“佛即是烦恼,烦恼即是佛”(赵州从谂);“平常心是道”(南泉普愿);“佛法无用功处,只是平常无事,屙屎送尿、著衣吃饭、困来即卧”(临济义玄);“世间法则佛法,佛法则世间法”(大慧宗杲)。其他如“搬柴运水,无非妙道;锄田种地,总是禅机”、“行住坐卧,皆是道场”都是这种思想的表现。

 但也有越走越远之处。慧能把佛经(文字)比作手指,把真理比作月亮,让学禅的人不要执迷于文字,舍本求末。这本是学佛正道。但是后世一些弟子却对佛经进行抵制。如在《五灯会元》卷11记载临济义玄禅师,师(临济义玄)与王常侍到僧堂,王问:“这一堂僧还看经麽?”师曰:“不看经。”曰:“还习禅么?”师曰:“不习禅。”曰:“既不看经,又不习禅,毕竟作个什么?”师曰:“教伊成佛作祖去!”《景德传灯录》卷九记载沩山灵佑,师问仰山:“涅槃经四十卷。多少佛说,多少魔说。”仰山云:“总是魔说。”师云:“已后无人奈子何。”临济义玄认为成佛作祖与看经、习禅无关,仰山慧寂则宣称涅槃经四十卷皆是魔说,执著经典只能入魔。正如季羡林先生所说:“禅宗越向前发展,越脱离印度的传统,以至完全为中国所同化,禅宗大师实际上是向印度佛教的对立面发展,他们喝佛骂祖,比如道鉴(惠能六世法孙,唐末865年死)教门徒不要求佛告祖(达摩等)……说它已为中国思想所同化,不正是恰如其分吗?”[]在季老所说的这个原因之外,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应该是禅宗“般若”的理论跟中国道家、儒家思想的互相融合。禅宗的形成最早是因为大乘佛学,加上中国本土老庄等道家思想的推动,已经带有中国式哲学的特色了。

    唐宋以后,禅宗几乎成了佛教的代名词,盖因为禅宗的简捷易行。无须坐禅诵经即可顿悟成佛,对普通大众具有相当吸引力。更关键的是,士大夫阶层从起初对佛教的排斥转而信奉、追随禅宗,并来改造传统的儒学体系。朱熹说:“及唐中宗时有六祖禅学,专就身上做工夫,直要求心见性;士大夫才有向里者,无不归他去。”(《朱子语类》卷一三七)此中不难看出惠能所倡导的“自求本心、明心见性”思想与自宋初勃兴的儒门心性之学的内在关联。明代的王阳明指出:“夫禅之学与圣人之学,皆求尽其心也,亦相去毫厘尔。”(《阳明全书》)这应该被看作是禅宗取得成功的又一重要表现。

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清代,乃至到了民国,禅宗依然颇有活力。如太虚大师在《佛学源流及其新运动》中曾指出:“最雄奇的是从中国第一流人士自尊独创的民族特性,以达摩西来的启发,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而直证释迦未开口说法前的觉源心海,打开了白心彻天彻地的大光明藏,佛心白心印合无间。与佛一般元二的圆明了体现了法界诸法实相,即身便成了与佛陀一般无二的真觉者。然后应用一切方土的俗言雅语,乃至全宇宙的事事物物,活泼泼地以表现指示其悟境于世人,使世人各各直证佛陀的心境。此为佛学之核心,亦为中国佛学之骨髓。惟中国佛学握得此佛学之核心,故释迦以来真正之佛学,现今惟在于中国。而中国唐宋以来一般老庄派的孔孟派的第一流学者,亦无不投入此禅宗佛学中,然后再回到道家及儒家的本位上,以另创其性命双修学及宋明理学。故此为中国佛学最特色的禅宗,实成了中国唐宋以来民族思想全部的根本精神。”[]太虚大师在讲话中实际指出了中国佛学的四个特色,其中第四个特色最重要,即指禅宗,这也是中国唐宋以来民族思想全部的根本精神,这种深远影响力是其他思想难以望其项背的。再到近代,“人间佛教”的提出,亦是禅宗智慧的体现,而这个根源正是《坛经·般若品》所说“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毛主席曾说:“惠能主张佛性人人皆有,创顿悟成佛说,一方面使繁琐的佛教简易化,一方面使印度传入的佛教中国化。因此,他被视为禅宗的真正创始人,亦是真正的中国佛教的始祖。”“在六祖的影响下,印度佛教在中国至高无上的地位动摇了,甚至可以‘喝佛骂祖’,他否定传统偶像和陈规,勇于创新,并把外来的宗教中国化,使之符合中国国情。”[]习近平总书记也指出:“佛教产生于古代印度,但传入中国后,经过长期演化,佛教同中国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融合发展,最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给中国人的宗教信仰、哲学观念、文学艺术、礼仪风俗等留下了深刻印象。”[]以上都很好总结出六祖慧能大师以及禅宗对于佛教中国化的深远影响,禅宗正是基于历史事实,主动调整,为自己赢得了生存空间和历史地位。佛教中国化是中国古代文化史上之大事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沉淀,对中国文化性格的塑造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 范文澜:《唐代佛教》,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66页。

[] 麻天祥:《中国禅宗思想史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页。

[] 汤一介选编:《季羡林佛教论集》,2010年,第170页。

[] 《太虚大师全书》第332333页。

[]  根据毛主席的秘书林克回忆。

[] 习近平总书记2014 3 27 日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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